10月20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胡传志教授做客第十七讲“石大人文讲坛”，讲授《元好问与戴复古论诗绝句比较论》。讲坛由文科建设处主办，文法学院承办，文科建设处处长金玉洁主持，全校师生百余人参加。
胡传志教授讲授元好问与戴复古论诗绝句比较论 （袁润摄影）
“论诗诗是重要的文学批评形式，也是特殊的诗歌艺术品。”胡传志开宗明义，指出论诗诗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样式。以此为引入，以时间为脉络，胡传志梳理了论诗诗的发展历程。指出杜甫《戏为六绝句》为以诗论诗之滥觞，也奠定了七言绝句成为论诗诗最主要的体裁。从唐至北宋，创作论诗诗者代不乏人，这说明论诗诗是具有生命力、具有潜力的文学批评样式，然其间的论诗诗，议论说理多，佳作名作少，发展缓慢，这表明论诗诗还处在探索阶段。直至宋金时期，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和戴复古《论诗十绝》先后出现，共同促进了论诗绝句的发展。
受正统观影响，文学史的叙述往往先宋后金，学界亦认为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在前，而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在后。胡传志教授通过对两组诗歌创作时间的考察，断定元诗较戴诗早16年，从而提醒大家注意元好问论诗诗在承接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后的开创之功。从生成背景来看，元、戴两组论诗诗都是诗人切磋诗艺的产物，从而具有突出的实用性，然元诗作于二十八岁之时，意在通过品评前人创作得失来提高自身诗歌水平，尽管作家论数量较多，然仍偏重理论，在具体论述中，贬多于褒，以批评为主，具有“自警”之意；戴诗作于暮年，多为自述创作体会和技巧，教导时人后生如何作诗，然其经验难免流于寻常浅显，新意不足。两相比较，可见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创作时间既早，其见识与水平亦远在戴诗之上，因而元诗在后世的影响亦非戴复古所能及。
胡传志指出，对论诗绝句体制潜能的成功发掘，是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获得如此高地位的重要原因。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在内容上并非纯谈诗学原理，大多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品评，以小见大，以少见多，由具体见一般，同时综合运用对比、设问、比喻、化用多种手法，克服了篇幅短小的局限，扩大了七言绝句论诗诗的容量，做到了论诗诗议论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大大发挥了论诗绝句的体制潜能，从而力压戴复古《论诗十绝》，超越杜甫《戏为六绝句》，成为后代广泛效仿的对象。
在互动环节，胡传志就“为何论诗诗这一文学批评样式有强大的生命力”“论诗诗与理趣诗的差异”“元好问论诗诗对前代诗人的批评是否公允”等问题，与在座师生进行了深入详细的交流。
中文系沈壮娟教授在总结中指出，胡传志教授对元好问、戴复古论诗诗的比较，既有扎实的文献考证，又有高深的理论阐发，对前辈学者的结论不盲从，从问题入手，抽丝剥茧，次第展开，通过与同时戴复古《论诗十绝》的比较，将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置于论诗诗发展的整个长河中，探讨元好问论诗诗的扬弃与创新。讲座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完成了学术方法的启迪与指引。
胡传志，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历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客座教授，现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元好问学会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副会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等课题，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著有《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金代文学研究》（获安徽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金代诗论辑存校注》（获2017-2018年度安徽社会科学奖著作类二等奖）、《元好问传论》等，多次荣获安徽省教学成果奖等荣誉。
【作者：罗梦妍 来自：文科建设处 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