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山东省第三十五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展示

发布者:王晓琼发布时间:2022-01-06浏览次数:787

【奖项背景】

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是由山东省政府颁发的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奖项,是衡量省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依据。

2021年度我校共有6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

【获奖成果名称】

Journey to burning half of global coal: Trajectory and drivers of China's coal use

【奖励级别】一等奖

【获奖人员】王强、李荣荣

【所属院部】经济管理学院

【第一完成人简介】



王强,男,19777月,汉族,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围绕能源经济与环境管理开展科研攻关;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省部级项目,成果发表在Nature, Science, Nature biotechnology 等期刊;受邀担任多份国际SSCI/SCI期刊的副主编或编委;入选2020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2020年我国高被引学者、2020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以第一完成人获得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人文社科)1项、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



成果简介

Journey to burning half of global coal: Trajectory

and drivers of China's coal use

燃煤被认为是增加碳排放和形成雾霾的“元凶”之一,减排控污首先要减煤。但是,发展我国家的经济依赖廉价的煤炭,煤炭也在事实上是发展我国家的主体能源,发展我国家普遍对煤炭消费形成了依赖。如何破解能源消费中对煤炭消费的依赖,是一个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议题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如何在减少煤炭消费的同时,避免减煤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造成负面冲击,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难题,也是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我国的能源政策制定者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煤炭消费,但是我国的煤炭消耗总量仍然在缓慢增长。因此,更好地了解我国煤炭的使用轨迹和驱动因素有助于减轻我国对煤炭的依赖程度。探究控煤减排的有效路径不仅可以帮助我国实现减排目标,而且对全球缓解气候变化、加快能源转型至关重要。

本研究从我国煤炭消费演化的历史出发,提出了煤炭消费演化历史的划分方法,刻画了我国煤炭消费的历史演化规律;围绕我国煤炭消费绝对量与相对量的演化,拓展卡亚公式与指数分解方法,构建了构建无残差的多重分解模型,系统评估了煤炭消费总量和煤炭消耗强度的驱动因素及其相对贡献度。本研究的主要工作介绍如下:

一 综合考虑全面刻画我国煤炭消耗总量和煤炭消耗强度的演变历程

1955-2011年期间,我国的煤炭使用量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煤炭消耗总量从1995年的6500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23.8亿吨,增长了37倍。总的来说,我国的煤炭消耗量在1955-2011年期间经历了6个阶段的变化,分别是:异常增长阶段(1955-1960),缓慢增长阶段(1961-1966),异常增长阶段(1967-1977),稳定增长阶段(1978-1996),缓慢减少阶段(1997-2002)和快速增长阶段(2003-2011)。

1977-2011年间,我国的煤炭消耗强度呈现下降趋势。相比较而言,我国的煤炭消耗强度在1955-2011年期间下降了63.96%,从0.14千克/元下降到0.05千克/元。考虑到煤炭消耗总量的变化,我国的煤炭消费强度在1955-2011年间的变化趋势可以划分为6个发展阶段。1955-1960年是异常增长阶段,1961-1966年是缓慢增长阶段,1967-1977年是剧烈增长阶段,1978-1996年是急剧下降阶段,1997-2002年是快速下降阶段,2003-2011年是适度下降阶段。

二、构建分解模型评估煤炭消费总量的驱动因素及其相对贡献

采用LMDI技术量化评估6个发展阶段中煤炭消耗强度效应、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对煤炭消费量变化的影响程度。评估结果如下:

第一阶段(1955-1960年):由于能源使用效率低下而导致的煤炭消耗强度增加是煤炭消耗增加的主要因素。第二阶段(1961-1968年):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的促进作用抵消了煤炭消耗强度下降对煤炭消费的抑制作用。第三阶段(1969-1978年):该阶段的驱动因素模式与第一阶段相似。煤炭消耗强度效应、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是增加煤炭消耗的积极因素。第四阶段(1979-1996年):经济增长是煤炭消耗量增长的主要因素,占204.69%。人口增长也推动了煤炭消耗量的增长。能源强度的下降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抵消作用,其结果抵消了能源消耗量。第五阶段(1997-2002年):在1997-1998年期间,煤炭消耗强度是导致煤炭消耗量下降的主要因素,而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则有助于遏制煤炭消耗量的下降。1999-2002年期间,经济效应取代了煤炭消耗强度效应成为主导因素,带来了煤炭消耗量的增加。第六阶段(2003-2011年):经济增长是煤炭消耗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而煤炭消耗强度的下降抵消了经济影响,遏制了煤炭的使用。

三、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控煤的政策路径

基于因素分解结果,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本研究提出了消除我国对煤炭依赖的政策路径如下:(1)继续提高煤炭消耗效率。尽管我国在节能和效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能源强度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因此,我国需要努力提高其能源效率,尤其是提高第二产业的煤炭消耗效率。(2)加快页岩气替代煤炭。我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国,但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的速度仍然需要加快。目前,可再生能源不仅价格昂贵,还面临许多技术问题。我国正在尝试开发页岩气。因此,我国应该制定更大的计划以开发页岩气资源,从而在第二产业中大规模替代煤炭。(3)建立有约束力的煤炭消耗上限政策。我国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耗之间的密切关系表明,封顶煤炭用量将消耗经济增长成本。因此,上限煤炭的使用既需要施加压力,又需要为行业和个人提供激励措施,以减少潜在的经济损失。未来我国的煤炭总消耗量取决于第二产业的煤炭消耗量。因此,我国需要对第二产业的煤炭使用总量进行更多的限制。